中国文人有谈论“天下”的传统。但在近一百多年来，他们谈论得少了。他们关注的，不是“天下”，而是“国家”。这或许是因为，他们过去关心的“天下”，是以天下形式存在的国家（诚如梁漱溟先生所言），而近代以来其它文明的挑战使他们发现了“天外有天”；或许是因为，他们过去悠哉悠哉谈论天下的前提，是有一个国家作为屏障。近代以来，这个屏障被打破了，他们都忙着“救亡”，哪有工夫谈论天下。
然而今天，我们似乎有理由恢复这个古老的传统。这首先是因为，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，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。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第一等强国，但她至少没有灭亡之忧。这使中国的文人，有一些功夫看一看天下了。并且随着经济上的崛起，中国正在经历着一个从“小国”变成“大国”的过程。这不仅指实力上的，而且指心理上的。由于中国人口的庞大规模，人均收入的增加必将聚合成一个经济巨人。无论中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、是否愿意，中国的巨大的经济力量必将改变世界的政治、军事格局，也必将转换为广泛的文化影响。中国的事情注定要有天下意义。
第二个原因，是全球化。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孤立于世界的状态中。今天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，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形式影响到中国的命运。中国人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关注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，中国的经济与世界其它部分一体化到了何等程度。即使那些看来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，只要涉及到对国际规则的影响，中国就不得不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因为中国迟早要面对经由这些事件形成的规则。最后，信息技术的革命，互联网络的开通，使世界又一次走到了战略性转折的关头。尽管我们还不能预测将会发生何种事情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即新的信息技术只能使中国更深地卷入世界事务之中。
第三个原因，是中国之大。因为大，就更接近于天下。正如奥尔森所说，一个局部的群体所覆盖的范围越大，它的利益也就越接近整体的利益。由于中国人口占有世界人口的最大比例，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中国人也应该比其它民族更关心天下的事情。
而这个天下并不太平，也不完美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说明，那种通行于殖民主义时代的规则，还在隐蔽地支配着当今世界；一些国家货币体系的相继崩溃暗示，产生于市场的新的金融技术，又有可能成为摧毁市场制度乃至全球经济的垄断力量；民族、国家、宗教间的对立，恐怖主义的猖獗则告诉我们，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，并不能消除文化间的隔阂，坐在全球网络终端后面的，是互不理解的心。
很自然，我们希望天下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，我们愿意作出努力，使这个天下更符合我们的愿望。但是我们更清楚地知道，“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”。只有我们的愿望符合所有其他人的愿望，我们的愿望才是“天下的”。因此，我们对天下的关注，不是一种以邻为壑的谋略，也不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心态，而应是一种博大的、宽容的爱。与此相应，如果中国能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的话，最有可能是通过文化的影响。与经济影响、政治影响、以至军事影响不同的地方在于，文化如果能有影响的话，对于接受文化影响的人来说，一定是一种福利的增进。所以诚如李慎之先生所言，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。
应当承认，谈论这样的话题其实还是刚刚开始。甚至在五年前，我们作梦也想不到要谈论“天下”。这种变化和中国的经济崛起、以及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变化有关。但是与我们的心理准备相比，这一变化来得相当突然，以致我们还没有资格直接进入主题，就像一个在物质上突然变富的人，心灵还没有丰富起来一样。我们不得不在讨论天下问题之前做一些准备工作。这些工作至少包括两个方面。一是认识别人，一是认识自己。
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眼睛向外，但也许是由于民族救亡和社会革命的任务过于急切，他们对外国的了解过于功利主义，以致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其它部分。即使他们注视的西方，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，也只是被看作希腊传统的现代变型，而忽略了、甚至拒绝理解另一个对西方至关重要的文化源泉，希伯来传统。由于总是与西方较劲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同样忽视了对其它非西方文明的了解。他们一般来说不懂伊斯兰文明，不懂印度文明，更不懂那些较小的文明。他们也不屑于了解这些文明。他们对这些文明的傲慢甚至不亚于某些西方人。
在另一方面，向外关怀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基；一个经济上崛起的民族要有自己的道德基础。否则的话，一个民族所掌握的物质力量越大，它的破坏性也就越大。尽管在传统上，中国有“慎大”之说，但在今天，这种传统似乎已经失落了。很少有人去捡讨，中国的道德的增长是否与经济增长同步。而实际上，中国在道德上的灾难，决不亚于那些有形的、如长江洪水带来的灾难。中国既没有从她的传统中发展出新的道德规范，也没有成功地移植外国的文明，因此人们会担心，中国人是否能驾驭那突然涌流的巨大财富。而这恰恰是意识到中国的天下责任的知识分子所要努力改变的，即在充分吸纳外来文明优秀成分的前提下，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丰富的文化传统，尽自己的努力，摧发和培育中国新的文明。
为了上面讲的种种目的，我们决定编辑出版《天下论丛》＊。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一个纵论天下的地方。天下之大，海阔天空。我们可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，从经济、政治、军事，到民族、国家、宗教。我们同时也很希望，就天下问题的“准备工作”进行讨论，即讨论其它文明究竟如何，以及中国的文化资源究竟如何。既然讨论天下，就要有胸怀。本论丛唯一的规则就是宽容；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破坏规则。我们期盼着不同学术领域的人进行对话，我们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互相沟通，我们尊重所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。
由于天下的问题过于复杂，本论丛也许给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。但这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开辟了一个学术论争的场所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。如果文明间的融合与整合不可避免，就必须借助于文化间的互动；如果一个全球文明的形成是解决天下问题的唯一方案，它也只能是文化互动的结果。虽然我们决不低估理性的力量，但只有把它置于更为强大的自然秩序之中，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因此，任何一个学者对自己理论的自信，都应转化为对文化互动秩序的尊重。只要我们遵循这样的规则，只要我们认真地推进《天下论丛》的编辑和出版，它就会给我们带来超越个人想象的、积极的文化结果。＊感谢王焱先生，是他提出了《天下论丛》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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